一
2006年3月底，我做了一个梦——我回到了生于斯并住了七年之久的金粟寺。
梦中的金粟寺还是那么古朴而宁静，其太老和尚也仍是一派仙风道骨，尺余的一把白须飘在胸前，脸上笑眯眯的象个弥勒佛。与三十多年前一样，他老人家牵着我的手，带我穿行于幽静、神秘的殿堂。
梦醒前，其太和尚只对我说了一句话：建新啊，修庙的事情，你要关心一下……
一周后的清明节，我回海盐扫墓，约了几个同学、老师聚会。在座的正好有海盐县宗教局局长王琪妹同学，我便向她请教重修金粟寺的相关事宜。她说，很巧啊，政府刚批准恢复建设几个寺庙，金粟寺正是其中之一。
我心下甚奇。我于1972年离开金粟寺，其太和尚在1974年因病去世。三十多年了，我一直没有回过金粟寺，也一直没有梦见过他老人家。而恰逢县里规划重修金粟寺之时，他便托梦于我，莫非冥冥之中，真有天意？！
回杭后不久，我又致电王琪妹同学，请她代为收集一些有关金粟寺的历史资料。一周后，我便得到了较为详情的文稿：
金粟寺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（238-251），距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。当时佛教虽已传入中国，但大江以南尚无佛寺，赤乌中康居沙门僧会为吴大帝（孙权）祈获释迦文佛真身舍利，始创三寺，即金陵保宁寺、太平万寿寺和海盐金粟寺。故金粟寺系我国江南三大古寺之一，也是浙江和东南沿海之首座寺院。史志记载金粟寺全盛时有房屋5048间，僧侣上千人，建筑占地22.6亩，总面积98亩……
阿弥陀佛。因为命运的造化，我得以出生在寺庙，有此等佛缘者本就稀罕，但金粟寺竟然曾经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如此恢宏的规模，确非我原来所想象。
我虽然自幼出身于寺庙，一心向佛，但我对佛的了解并不深。面对浩瀚似海的佛经，我知道，穷我一生都无法知其一叶。然而，我非常信服佛最基本、也最推崇的因果报应思想——凡事皆有因，有因必有果。今天，其太和尚托梦给我，让我有缘了解金粟寺的历史，有缘为金粟寺的重建做一点事情，这一切果，都是当年我出生在金粟寺，在其太和尚的淳淳教诲中成长之因。
二
1965年10月，我出生于海盐县澉浦镇茶院村的金粟古寺中。
茶院位于海盐县城武原镇西南，今属澉浦镇茶院村。茶院的历史非常悠久，早在五代后梁开平三年（公元909年），吴越武肃王钱镠曾至金粟寺，会寺内和尚在此设茶施众，故该地即以茶院名之。自那时起至今，虽经千余年风雨战乱和改朝换代的洗礼，包括文革中周边村落纷纷改名红旗、建国、东风等等，饱经风霜的茶院村依然不变。
其时适逢文革，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母亲也作为知识青年，被安排去茶院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那时我和妹妹尚未出生，父亲在县城工作，母亲便一个人带着年仅一岁的姐姐下乡。
母亲的身世非常凄凉，三岁前就失去了父母，从小靠祖母呵养成人。年轻时的母亲非常漂亮，苦难的生活培养出了她勤劳、善良、要强的个性，这种性格使母亲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。小时候，我常常看见母亲一个人去河边给单位挑水，而许多男同事却在那扎堆聊天。当然，这种付出也给母亲带来了很多荣耀，后来被评为省劳模和县市人大代表。在我的成长经历中，母亲对我讲得最多的话就是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，现在想来正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翻版。
因为母亲这样的品性，更因为茶院村的环境幽雅、民风纯朴，勤劳、好客的村民对母亲起了恻隐之心，便将母亲安排在条件相对较好的石料厂做会计。
石料厂就位于已处于半荒废的金粟古寺中。
我记忆中的金粟寺只剩下一个朝东的大殿，并不高大却也错落有致，好象和我们现在所见的寺庙没有太多的区别。只是文革之中，严禁烧香拜佛，所以金粟寺中听不到晨钟暮鼓的敲打声和朗朗的诵经声，也鲜有人进出。整个殿堂光线幽暗，给人一种神秘、凄凉的感觉。大殿的正中央供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菩萨，高高在上，不可仰视。殿的四周，是否供有佛像，我却想不起来了。
出了殿门，是一个别致的庭院。每当夏日的黄昏，太阳一落山，我们便开始在院中浇水降温，然后摆上饭桌、竹榻，静静地等着母亲一起吃晚饭。饭后，我们便躺在竹榻上纳凉、聊天。四周只有那些不知名的小虫在发出唧唧的叫声，幽幽的夜色中，也许有几千年的神灵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。
院子的南北各有三间厢房。石料厂的办公室设在北边第一、二间厢房，第三间厢房便是我们的家。
我就出生在这间厢房中，直到七岁那年才随母亲离开金粟寺。
出了寺院的左侧是一座上下二层的茶楼，只记得那木楼、木门、木梯、木桌和木凳。我小时候的大多时光，就是在这座茶楼中爬上、爬下度过的。茶楼中整日里人来人往、熙熙攘攘，无论年岁，无论贵贱，说尽了人间岁月，道遍了世上沧桑。
寺门外是一条小街，寺南、寺北稀稀落落的开了几家小店。小街的路面是用大块的石板横铺出来的——我记忆中的甪里堰、澉浦镇和武原县城，都是这种风格。人走在街上，石板便发出噗哧、噗哧的摇动声。尤其是凌晨，躺在床上，静静的听着门外这特有的走路声由远而近地过来，又由近而远地离去，仿佛庙中木鱼的嗒嗒声。现在想来，恍如隔世。
延着小街，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。小河上南北中分别有三座名为广济桥（又名康僧桥）、招宝桥、油车桥的石桥。这几座石桥大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线条简单，古朴凝重。
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茶院村和金粟寺。山间溪流穿镇而过，小桥流水，别具情趣。再加上依山傍水的金粟古寺，红墙黄瓦，梵音缭绕。这样一个别致的小镇，与外界的往来主要通过水路，人们悠然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如果保留至今，当不逊于今之桐乡乌镇、嘉善西塘两大古镇。
三
整个金粟寺住着两户人家，一户是我们，另一户就是住在南厢房的其太老和尚俩口子。
其太和尚是金粟寺的最后一位当家和尚，其俗名为金其昌，村里人都称他为“其太”（太是我的家乡对老年人的尊称）。其太和尚是一个和蔼长者，为人豁达而宽容。其面容娴雅而平静，双眼眯垂、慈眉善目，银髯飘拂，约有一尺余长。早时，我们家的大衣柜门上，一直挂着他老人家的像片，很可惜，后来经过几次搬家，便再也找不到了。
解放初期，全国约有20万座寺庙。后来在接连不断的政治风波中，一座座寺庙被拆除，剩下的也大多改作工厂、学校、住宅了。由于国人多信佛，对寺庙捐赠颇多，所以解放前的寺庙拥有很多土地。后来土地归公了，再后来批判迷信，作为寺庙生活来源的香火钱也几乎断绝了。生存的压力迫使许多僧人还俗。更加惨绝人寰的是，在那种政治气氛下，有部分僧人由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而被迫或“自愿”还俗成家。
很不幸，这一切都在金粟寺，在其太和尚的身上发生了。但他一直未有子嗣。
我出生的时辰是子时，就在金粟寺北边的厢房中接生的。其太和尚对母亲说，这个小孩子深具慧根，与佛有缘，命中多有贵人相助，将来必有很好的福报。
在能够下地走路前的大多时候，我是在其太和尚的怀抱中长大的。当我会走路后，其太和尚就经常牵着我的手，穿行在大殿、庭院和茶楼三个地方。他对我讲过许多事，很遗憾，年少的我懵懵懂懂的，竟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
起先，我们两家是合在一起吃饭的。后来，随着运动越来越激烈，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。再后来，竟然不许我们从同一扇门进出了。但不管怎样，在私下里，我们两家相处得非常好。虽然不许我们一起吃饭，但我们有什么好吃的，仍互通有无。在离开金粟寺回到甪里后，我们还象亲戚一样来往，一直到他们俩老去世为止。
我们是72年离开金粟寺的，大约两年后，其太和尚便去世了。
政府在1982年颁布了法令，文化大革命结束时，没有僧人的寺庙一律改作它用或拆除。大概因为这个原因，金粟寺竟然没有留下片砖只瓦。只有留在广济桥南堍的明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礼部尚书胡滢撰《重建金粟广慧禅寺记》碑以及一个千年石龟，在告诉后来的人们，这里曾经有一个恢宏、壮观的东南沿海第一古刹。
四
我在金粟寺住了七年。
在寺中，我看到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异象。我不敢确认那一切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梦境——毕竟一至七岁的记忆是很朦胧的。但有一件事，菩萨作证，我确定是真实发生过的——近几年我又经历了几次匪夷所思的异象后，对此更加坚信。
我们住的北厢房的窗外，是一个小院落，满院兰草俨生。院中央长了两颗郁郁葱葱的百年老树，一颗是桂花树，另一棵是枇杷树。枝叶丛丛，绿意盎然，高达屋顶。桂花开时，整个金粟寺芬芳馥郁，遍满悠悠的香味。
那是一个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的夏夜。南边的厢房只有其太和尚俩口子，北边的厢房则睡着母亲、我和妹妹——那一年，我大约五岁，妹妹才出生几个月。
关了寺门后，夜晚的金粟寺便与世隔绝了。整个金粟寺处于笼罩一切的宁静之中。后半夜，不知怎么的，我醒了过来，翻了个身，无意间往窗外看去，赫然看见有一个人双手合十、盘腿打坐于枇杷树的树尖上。枇杷树的树杆、枝叶和人的侧影，在夏夜月朗星稀的天际衬托下，轮廓分明。微风吹来，打坐者随树枝一起上下轻轻摆动，隐约现出菩萨相。
小时候，常常听大人们扯起鬼怪之说，金粟寺的夜晚更是寂静得令人毛骨悚然。在我那个年纪，在那种场景中，自然惊恐不已，只能屏气静息地望着他。
就这样默默地对视了半个多小时后，我终于忍耐不住了，大叫一声，奋力向相距大约1米多的另一只床上跳去——母亲和妹妹睡在那里。母亲惊醒了，我的脚差一点就踩在妹妹的脑袋上。这样危险的举动，加之因为心怕那个不知名的打坐者会伤害我们，我不敢道出原委，自然免不了被母亲一顿臭骂。这时，我向枇杷树上望去，已然空无一人。
良久，我才在惊惧中慢慢睡去。入睡不久，我便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打坐者从树上下来，慈祥地牵着我的手，在寺庙、院落中走了好几圈。不过，他什么话都没对我说。
从小到大，我对许多人讲起过这件奇事，可就是没有人相信。常人永远无法想象：在一只猫的重量都承受不了的、摇摇欲坠的一支树尖上，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上面打坐呢？
直到今年2月，我认识了韩良淑老师，我对他讲了这件事情。韩老师说，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，包括这个梦——在我们看来是梦，其实这是常人难以达到的禅定境界。
出家人一生修行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也是凤毛麟角。而我因为机缘巧合，天生有此奇遇，确实可谓有缘之人。
五
我一直以为我的名字是文革产物，意为“建设新中国”，和红兵、建军、卫国等名字一样，深深地烙印着那个时代的痕迹。
前一段时间，我和母亲聊起了金粟寺和其太和尚的事情，母亲才告诉我，我的名字就是其太和尚取的，出自“建新不出陈”。意思是说，建立任何新的事物，不要离开原来老的基础。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一位友人说，这个解释太拗口了，通俗地讲其实就是“喜新不厌旧”。
我内心对佛的虔诚不亚于真正的修行者。这可能和我从小的经历有关，更是我内心求得从世俗的苦海中解脱的一种需求。佛陀说，苦就是人生。在凡世，我们必定有欲望、有痛苦、有挣扎，有很多实现不了的心愿和绝望。我喜欢去寺庙，喜欢听唱诗般的念经声，喜欢闻袅袅的香火味。在木鱼“嗒嗒”的敲击声中，体念佛看破红尘、洞穿生死、超越爱恨的胸怀。每次离开时，人就有一种沐浴后的轻松，心灵就会平静一段时间。
古时佛徒中，有出世独居山丘、清静修道者，也有在人间弘法利生、服务社会者。现时也一样，或许我们大多数人只能身不由己，浪迹于滚滚红尘之中，然而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必定和佛一样心存大慈大悲、普渡众生之善念。因为历史的错误，金粟寺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但凡事皆有转世轮回之劫，正是这些劫难，才使我们有机会展示我们的虔诚，并通过重建金粟寺而为来世积德。
建新不出陈。确实，在旧址重建新的金粟寺，已经成了我最大的愿望。如果能够恢复金粟寺历史最盛时“有房屋5048间、僧侣上千人”的十之有一，则此愿足矣。然而，要恢复这样的历史规模，并不是靠茶院村的村民就能完成的，必须通过众多信徒、数十年的努力，才能建此功德。作为有缘之人，我愿意尽抛砖引玉之功，和诸多同道中人共勉之、共为之。
感谢佛学深厚、云游四海、济世救人的江湖奇人，韩氏东方养生学创始人——韩良淑老师。具有如此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金粟寺，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；1800年的历史重任，也非我个人能力所及。在诚惶诚恐之中，我只能求教于韩老师。韩老师不但答应我担当重建金粟寺的重任，而且在一个月内就陪我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金粟寺旧址，开始规划建寺大计。而编写《金粟寺》一书，正是韩老师提出的规划的第一步。
感谢《海盐县志》主编王健飞、原海盐博物馆馆长鲍翔麟两位先生。王老师身负主编新一版《海盐县志》重任，公务非常繁忙，不但承应了我的冒昧请求，还和鲍老冒着酷暑亲往金粟寺旧址收集史料；而正是鲍老先生当年的卓知远见和四处化缘，才得以建亭保存明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礼部尚书胡滢撰《重建金粟广慧禅寺记》碑及千年石龟。两位老师受我之托，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本书的编写工作，使我们得以领略金粟寺悠久、恢宏的历史和历代高僧、文人的风采。
感谢海盐县宗教局、澉浦镇和茶院村的有关领导和群众。在规划重建金粟寺以及编写本书的过程中，得到了各级领导和朋友的热诚指导和鼎力相助；在征地的过程中，涉及到十多户村民的承包地和四户村民的七座祖坟，大家顾大局、识大体，不讲任何条件纷纷退地、迁坟。所有这一切，都为金粟寺的重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还要感谢在我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过程中，给予我帮助的众多有缘之人。其太和尚说，我的一生多有贵人相助。确实，在我人生和事业的每一个关键点，都有贵人给予提挈。没有他们的关爱，就没有我的一切。我唯一能给他们的报答是，为重建金粟寺做一点事，为他们积一点功德，祈求菩萨保佑好人一生平安。
最后，特别要感谢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普陀山全山方丈戒忍大师。在2002年12月20日参加大师就任普陀山全山方丈的升座法会时，我就领略了大师的风采和佛的震撼力（见本书后记），心中充满了对大师的神往之意。本次大师在百忙之中收阅了《金粟寺》样稿，对建寺修庙的善举表示了赞许之意，转达了诸多意见，并着重指出一定要选一个好方丈。大师还欣然同意挂牌时将为金粟寺题写寺名。大师的厚爱必将为重建金粟寺留下一段佛史佳话。
……
六
建新不出陈，我一直在想，也许隐含着其太和尚对当年破旧立新、毁坏寺庙极端做法的一种无声的反抗。更或许是冥冥之中，睿智的其太和尚早在四十多年前就知道金粟寺必有重建的一天，而把他的心愿寓意在我的名字之中。恰逢太平盛世、复还旧观之时，他老人家便托梦于我，并通过我向有缘之人传递金粟再兴的历史重任。
也许若干年后，在一个佛光普照的日子里，我们将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回到1800年前的金粟寺，重现历史的厚重，感受佛陀的恩泽，聆听高僧的点化。康僧会、密云圆悟、费隐通容、浮石通贤、隐元隆琦、木陈道忞以及其太和尚等历代金粟名师宿耆，将一一携杖再来，向我们传授佛陀所证悟的佛法妙谛：
南无阿弥陀佛……
周建新
2006年9月
